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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与市场之间的那条路

看似笔直，实际上却布满断点

在硬科技创新领域，我们常能观察到这样一组矛盾的场景：一支科研团队沉潜数年，在实验室里打磨出性能突破现有水平的新材料，相关成果很快登上国际顶刊，数据精度与技术创新性引来学术圈集中关注，甚至被视作 “下一代技术的潜在方向”。

但当视角转向产业端，故事的走向往往超出预期：这项曾在学术领域备受认可的技术，后续却陷入 “实验室里的成功” 困境 —— 企业评估后认为中试投入高、规模化生产风险难控，不愿贸然接手；市场端因应用场景未明确、与现有产业链适配成本高，也迟迟无法形成真实需求。最终，数年过去，它依旧停留在样品架与专利数据库里，没能从 “学术成果” 转化为 “产业资产”。

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科研成果的产出速度惊人，专利申请每年以百万计增长。但真正走向市场的，却只有个位数。大多数成果，就这样沉睡在档案馆里，成为学术的注脚，而不是产业的引擎。

问题不在于科研缺少成果，而在于成果与市场之间的链条存在缺口：

技术离应用场景太远，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的语言不相通，资本和科研的时间表也完全不同。于是，我们看到大量科研成果“停滞半途”——既回不到实验室，也走不到市场。

这些年，飞仕伯乐的投后孵化团队接触过不少类似的实验室案例。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过程，总是走得艰难而缓慢。背后当然有宏观的体制原因，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链条中那些看似细小却致命的缺口。

我们关注这个选题，不是因为它新奇，而是因为它反复出现。科研成果产出越来越多，但真正落地的比例依然稀少。对我们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科研问题，更是一个产业和资本的问题。

因此，我们决定借这篇文章，分享一些我们的观察：

科研成果在哪些环节容易卡住？链条的哪些部分最容易断裂？

又有哪些新模式，正在尝试重新连接实验室与市场？

希望这篇文章，能带给你更多思考。

科研成果为什么走不到市场？

成果 — 转化 — 市场 的三重缺口

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本质上是一条链路：成果产出 → 技术验证 → 应用转化 → 市场规模化。可问题是，这条链路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断掉。

· 技术环节的缺口：成果缺乏应用场景

不少在实验室里被视作 “突破” 的技术，一到产业端就会因脱离实际应用场景卡壳。就像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团队19 年研发的 “高温超导钇钡铜氧薄膜材料”，在实验室环境下不仅临界温度突破 90K，电流承载能力还比传统材料提升 30%，相关成果很快登上《Advanced Materials》这样的国际顶刊，学术价值毋庸置疑。可真要推进产业化时，现实问题却接连出现：这种材料得在 - 183℃的液氮环境中才能保存，制备时还得用脉冲激光沉积技术，算下来单平米生产成本高达 2 万元 —— 这远远超过了国家电网等企业对超导电缆 “每平米低于 5000 元” 的成本预期，最后双方的合作开发计划只能无奈搁置「1」。

大部分科研成果停留在理论或实验阶段，难以找到市场刚需，“科研驱动”与“市场驱动”的逻辑割裂。科研的目标，是探索“能不能做”；市场的逻辑，是追问“有没有人需要”。两者之间看似衔接，实则有深深的断层。

科研人员往往以技术本身的突破为终点，而产业化则需要考虑工艺成熟度、成本结构、供应链配合、监管环境等一整套复杂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实验室成果只停留在理论或小试阶段。一旦要进入产业，便遇到无数难以逾越的障碍。

· 人才环节的缺口：科学家与企业家的断层

如果说技术缺口让成果困在实验室的玻璃罩里，那么人才缺口则像一道 “语言屏障”，让科研成果无法被市场读懂、接纳。科研人员与产业端从业者的评价体系、关注焦点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 —— 在科研人员的价值坐标系里，一篇发表在《自然》《科学》子刊的论文，或是一项填补领域空白的专利，往往意味着研究工作的 “圆满收尾”；但对企业家和投资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技术能覆盖多大的市场规模、有没有可落地的商业模式、投入资金后能获得怎样的风险回报比，这些 “商业化指标” 才是决定是否接手技术的关键。

两套完全不同的 “语言体系”，直接导致科研与市场之间形成难以逾越的隔阂。基因编辑领域的 CRISPR 技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2012 年，CRISPR-Cas9 技术首次在《科学》期刊发表，提出并掌握这一核心原理的学术团队（以詹妮弗・杜德纳、埃马纽埃尔・沙尔庞捷为代表），虽凭借这项成果获得诺贝尔奖，却并未成为该技术产业化的 “主力军”。真正让 CRISPR 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的，是 Editas Medicine、Intellia Therapeutics 等一批初创公司「2」。

这些公司的团队配置，恰好戳中了人才缺口的核心：

它们既有深耕基因编辑领域多年的科学家，能保证技术的专业性和先进性，避免商业化过程中出现技术偏差；

更关键的是，团队里配备了具备医药产业背景的高管 —— 这些人熟悉药品研发的审批流程、了解临床机构的合作模式、清楚资本市场对医药项目的估值逻辑，能把科学家口中的 “基因剪切效率”“脱靶率控制”，翻译成市场能理解的 “临床适应症范围”“商业化落地时间表”“潜在营收规模”。

反观很多停留在实验室的成果，并非技术本身不够先进，而是缺乏这样的 “翻译者” 和 “推动者”：科研人员不懂如何对接产业链资源，企业家又读不懂技术的核心价值，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有潜力的成果，在两种话语体系的错位中被搁置。

· 资金环节的缺口：资本与科研节奏错配

当技术瓶颈被突破、人才团队也搭建完善，资金的 “断档” 却可能成为压垮成果转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 科研与资本的 “时间差”，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弥合。科研的时间表往往以十年计，而资本的时间表通常只有三到五年。早期科研成果需要长期投入和高容错率，但市场上的耐心资本极其稀少。多数风险投资机构更倾向于在技术已经验证之后快速介入，而在那之前的“死亡之谷”，几乎没有人愿意承担风险。

21年，中美多支团队宣布在“量子优势”上取得突破，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资本和媒体关注。但随后的三年里，这些公司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缺少清晰的商业应用。24年，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多家量子计算初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被迫转型或倒闭。科研成果的节奏太慢，而资本的预期太快。二者之间的错配，几乎注定了大多数项目会停在半途。

国际经验：

科研成果如何跑得更快？

在探索科研成果转化的漫漫征途上，飞仕伯乐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积极汲取国际先进经验，并将其巧妙融入中国本土化实践。国际上，科研成果转化已走出了多种成熟的 “系统解法”，而这也为我们探索本土孵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

美国模式：制度创新激活科研成果转化生态

回溯至 1980 年前，美国的科研成果转化深陷困境。联邦政府资助项目的专利虽归政府所有，但由于行政部门缺乏市场化运作能力，大量专利被尘封，转化率仅徘徊在 5% 左右。直到 Bayh-Dole 法案横空出世，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该法案允许高校和科研机构保留联邦资助研究的专利权，更关键的是，清晰界定了 “科研团队、高校、资本” 之间的收益分配机制，为投资机构涉足早期科研成果投资提供了坚实的产权保障和明确的退出路径。

以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简称 OTL） 为例「3」，其团队配置堪称精妙，技术专家精准评估成果潜力，前投资人和企业高管凭借丰富经验判断市场价值，专利律师则精心设计知识产权架构，这种多元专业的组合，有效破解了早期投资中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难题。

我们深入剖析斯坦福OTL与资本的合作模式后发现，对于那些潜力巨大但风险较高的成果，如早期生物制药技术，OTL会联合天使投资机构采取 “小步试错” 策略，以小额资金助力科研团队完成初步商业化验证。一旦验证成功，再引入 VC 机构全力推动规模化发展「4」。谷歌的前身 BackRub 搜索引擎、基因泰克的重组 DNA 技术，皆是 “OTL筛选 + 资本接力” 模式下的璀璨成果。这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是吸引投资机构投身早期科研成果转化的关键所在。

以色列模式：国家托底 + 专业“转化中介”，把技术变成市场硬通货

与美国不同，以色列走的是“国家推动+专业机构深度运营”之路。这个资源匮乏、人口仅千万的国家，却培育出Mobileye、Check Point等科技巨头，其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政府支持—中介搭桥—资本嵌入”的转化生态。

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Yissum公司为代表的技术转移机构，不再是传统的行政单位，而是完全市场化运作的“转化中枢”。它们不看作数、不拼论文，只聚焦一个问题：技术能否解决真实需求？Yissum团队由科学家、企业高管和专利律师组成，从市场需求、技术壁垒与成熟度三大维度筛选项目。例如，他们早期选中Mobileye的视觉算法，正是看中其在自动驾驶感知环节的低成本潜力。

Yissum的运作远超专利申请，更深度介入产品化：推动Mobileye算法从静态识别升级至动态实时跟踪，以满足车规要求。在资本端，Yissum擅用“验证先行+股权绑定”策略，先以自有资金支持原型开发，再带着数据引入产业资本，甚至协同导入供应链资源和CEO人选。这种“带专业能力的资本”使Mobileye三年内迅速崛起，最终以153亿美元被英特尔收购，希伯来大学获得超10亿美元反哺科研「5」。

Yissum迄今累计评估超3000项技术，孵化企业130余家，总收益超20亿美元，70%持续反馈科研系统，形成闭环。它所验证的，正是“专业机构全程负责”的力量——让科学家专注创新，中介承担所有商业化“脏活”，从而系统性降低转化风险。

对中国而言，以色列的启示不仅在于中介机构的设立，更在于其“专业化分工+全程陪跑”的机制设计。这也正是我们飞仕伯乐在与柔灵科技、中科华意等合作中坚持“重度投后”的底层逻辑——不做单纯财务投资者，而成为技术团队的“商业化合伙人”，真正穿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艰难隧道。

中国本土化探索：

制度兜底，市场试水

如果说美国靠的是法律和市场的长期磨合，以色列依赖的是小国体量下的集中化实验，那么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更像是一场分布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持续试探。

过去几年中，我们一直在强调“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但落到实践，故事往往比文件复杂得多：科研团队对接企业不畅，资本进来得太早或太晚，科研人员转型动力不足……很多环节并不是制度一句话就能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能看到不同区域的探索。它们像是并行的“局部实验”：有人瞄准了科研成果和市场之间的中试断点，有人试着重写投融资的游戏规则。没有哪一条路已经跑通，但这些局部实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观察窗口。

上海张江：用“ 基金 + 陪跑 ”直击中试断点

在科研成果转化链条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往往最致命的环节，就是从实验室小试到中试放大的过渡期。大量科研成果困在这里：技术原理可行，实验室样品也能跑通，但一旦走向产业化，工艺成本、量产稳定性、供应链适配度便会暴露出巨大不确定性。资本不敢贸然进入，科研团队又缺乏产业化能力，项目就这样“卡死”在半路。

张江高新区成立的“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做了一些有意思的实验：采用“政府引导 + 市场化管理”的方式，将资金投向成果处于“中试—概念验证”阶段的项目。更重要的是，基金并不止步于资金扶持，而是要求专业化机构全程陪跑。陪跑的含义是立体的：帮助团队对接中试基地、设计知识产权架构、引入潜在产业合作伙伴，甚至为科研人员匹配懂产业的人才合伙人。

一个典型案例是，某医药企业在 IND 前实验阶段，曾因为缺乏临床前验证资金而停滞。张江基金介入后，提供启动资金，还帮助企业设计临床试验方案，完成了关键的前期验证。随后，市场资本看到了项目的确定性，才愿意大规模跟进。

这个模式的价值在于，它让科研成果在“死亡之谷”中获得了“临时氧气”，并为资本提供了可以量化评估的中间结果。换句话说，它帮助科研项目跨过了“是否可行”的悬崖边缘，进入“是否值得放大”的资本视野。

北京中关村：“先投后股”缓冲科研与资本的时间差

与张江强调“陪跑”不同，中关村的探索则更多地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中关村管委会设立了多支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推出了一种被称为“先投后股”的机制。具体看，政府先投出一笔风险资金，承担科研成果早期的不确定性。如果成果最终成功落地，这笔资金再以股权的形式转化；若失败，风险由政府兜底。

这套机制直指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最大的结构性矛盾——科研与资本的时间错配。科研往往以十年为单位推进，而资本的耐心通常只有三到五年。很多时候，成果卡在“需要五年验证，但资本只给三年窗口”的尴尬境地，项目因缺乏持续输血而夭折。中关村的“先投后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科研早期最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由政府先行吸收，从而让后续的社会资本敢于跟进。

在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等领域，这一机制已经催生了不少跨越案例。以一家AI芯片研发团队为例，最初只有实验室论文成果，难以获得市场投资。借助“先投后股”的政府资金，他们可以完成芯片的流片与小规模验证，并拿到了初步的市场反馈。后续资本因此更有信心介入，项目才得以从实验室走向企业化运作。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资金不再是单纯的“输血”或“补贴”，而是一种“风险保险”，甚至是资本耐心的“时间买手”。它为科研成果提供了一个缓冲区，让项目在真正接受市场检验前，有机会完成最关键的孵化和验证。

我们看到的一些共性 

张江与中关村的两种试点模式，一个强调“陪跑”，一个强调“兜底”。它们的共同点是：政府不再只是被动地扮演资助者，而是主动介入科研成果转化过程，承担了资本最不愿意承担的那部分高风险。

不过，这里面也有明显的空白：

· 专业化缺口：在美国，像斯坦福的 OTL 是靠一支既懂科研又懂商业化的混合团队来运作；在以色列，Yissum 深度介入供应链和产业环节。而在国内，目前的“陪跑”更多停留在对接资源，还很少有人能真正回答科研成果该如何定价、如何找到第一批客户这些问题。

· 激励不足：科研人员的身份转换依然困难。即便政策允许持股、分红，但很多科研人员仍然担心影响学术生涯，加上股权分配机制不清晰，结果是成果继续沉睡在实验室。

从投资机构的视角看，中国的这些试点已经显露出积极信号：科研成果转化正从一个纯粹的政策议题，变成一个逐渐被资本重视的市场议题。但距离真正形成健康的生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研成果能否走出实验室？

科研成果能否真正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至今仍是一个开放而又充满复杂性的命题。在我们与众多科学家、创业者及产业方的持续接触中，一个深刻的体会是：技术转化不是单点问题，而恰恰是系统生态的应力考验——它既需要科学家跳出学术语境思考产品，也要求资本具备更强的风险认知与赋能耐心，更依赖政策在产权制度、激励设计与资源配套上的持续创新。

在科研端：从“学术闭环”走向“问题闭环” 

学术评价体系仍以论文、基金为主要导向，而面向应用的研究、专利转化成果在职称晋升与学术认可中权重极低。能否从制度层面设计“双轨评价”，给予产业合作与技术转化更实质性的认可？另一方面，科研人员也普遍缺乏需求洞察与产品化经验——而这恰恰需要专业化平台予以补足。

在资本端：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专业” 

科技成果早期风险高、周期长，与追求财务回报和退出效率的传统风险投资之间存在天然矛盾。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资本没有耐心”，而是缺乏与转化规律相匹配的资本结构及风控逻辑。是否需要设立更多“概念验证基金”“科研转化专项基金”，在技术风险最高的初期提供非稀释性支持？是否应鼓励更多产业资本、政府引导基金进入这一阶段，以“资助+赋能”取代单纯财务投资？

在平台端：告别“技术二传手”，拥抱“赋能型合伙人”

目前绝大多数转化服务机构仍以专利申请和交易撮合为主，缺乏对技术产品化、团队组建、融资策略等的深度介入能力。真正有效的转化平台，应更像一个“联合创始人”：懂技术、懂产业、懂知识产权，还要具备投资判断和资源整合能力。如何加强这类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激励？如何推动高校和院所释放更多运营机制创新允许试错？

政策与生态：贯通“最后一公里”

尽管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众多鼓励政策，但在成果评估、国资管理、权益分配、税收优惠等操作环节，仍存在大量模糊地带与隐性壁垒。是否可以在某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新型研发机构中试点更彻底的权益下放机制？能否建立跨部门协同的政策落实与反馈机制？

我们坚信，真正改变世界的，不仅是发表在顶刊的论文，更是成功走进市场的产品。但这条路无法仅靠任何单一群体走通。它呼唤科学家更开放，资本更懂技术，政策更包容务实，平台更专业赋能——而这四者之间，仍需更多愿意架桥、甘心陪跑的系统建设者。

这也正是我们持续关注并投身早期科技转化的根本原因。道路漫长，但值得躬身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