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任务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举措。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的趋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由之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面临的关键瓶颈包括：科研成果技术化和技术成果产业化两个环节的瓶颈、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沉没成本的瓶颈、推动融合的中介或企业的瓶颈；寻求突破的路径有：要聚焦取得原始创新突破和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有效降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处理的高额沉没成本、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主体地位；必要的保障条件是：体制机制的制度保障、降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本的政策保障、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技术保障。

关键词：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关键瓶颈；突破路径

正文

引言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每次重大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极大地推进了生产力发展，但也加剧了各国围绕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竞争，并拉开了不同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没有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就意味着落后，就可能导向贫穷。这一深深镌刻于民族发展历程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万不可再错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活跃的时期，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和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中，中国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也具有许多优势条件，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确立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为了更好地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一历史机遇所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为此，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在这四项重大举措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关键。

科技创新具有时代性。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科技创新经历了两个特征鲜明的时代，即科技创新的1.0和2.0时代。在科技创新的1.0时代，创新的核心逻辑是“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这是一种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科技创新的新模式，集中向西方学习最新科学知识和技术成就，我国科技发展进入一个快车道。通过加大学术交流、引进先进设备、改进生产技术等方式，我国实现了科技的超常进步，进入到科技创新的2.0时代。以国家创新指数来衡量，2000年我国的国家创新指数排名世界第38位，到2024年上升到第10位，实现了质的飞跃。然而，在取得这一成就的同时，我国科技创新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成熟技术引进的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核心和关键技术引进受到限制，如一些发达国家在芯片、高端制造、基础材料等核心技术领域“卡我们的脖子”。这倒逼我们必须转变科技创新方式，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许多新技术都是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的最新成果，处于实验和探索阶段。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创设的同一起跑线，我们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方向。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概念和理论。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到新质生产力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落脚于产业创新，并且在整合科技创新的基础上推进产业创新。因此，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取得突破，首先要弄清楚实现二者深度融合面临的瓶颈有哪些？其次要找到实现二者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最后要构建一个推动二者深度融合的保障体系。

一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瓶颈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是历史性课题，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科技创新，其产业化的方向和性质也有着比较大的差异。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是工业革命以来才真正出现的一种现象。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展现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不同轨迹，形成不同的成果。与此相应地，不同时代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又面临着不同制约因素，成为相应时代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必须突破的瓶颈。

（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时代特征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都具有时代性。科技创新主要是指在基本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等活动中，所取得的科学发现，提出新的科学原理，发明新的工艺技术方法，得到新的验证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创新具有漫长的历史，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科技创新非常缓慢，取得的成果极少。直到近代以后，科技创新进入快车道，一批重要的科学发现实现重大突破，开启了人类文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革命进程。18世纪60年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也被称为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后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中叶又发生了两次科技革命，目前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被称为第四次科技革命，即新一轮科技革命。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引发重大的科技创新，且每一次重大的科技创新都有科学原理的重大发现，核心技术的颠覆性创新，技术方法工艺的巨大改进，同时其又有非常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这决定了其对经济社会影响的不同取向。产业创新是通过技术应用、管理改革、模式创新，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创造新需求，推动产业变革和经济发展。就此而论，产业创新也有悠久的历史，原始社会末期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就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产业创新。同样的，这种产业创新具有很强的自然演化特征，因此，产业创新的发生率很低，产业固化成为一种常态。长期以来，人类社会的主要产业只有农业，且内部也没有分化。真正称得上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创新则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一方面工业革命打破了旧有的农业固化格局；另一方面开启了产业内部大分化的时代，产业结构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不断地实现产业创新。在产业创新进入快车道之后，其具有的时代性也十分明显。不同的时代，产业创新不仅表现为结构性升级，而且会产生大量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各自具有的时代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融合也具有时代性。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时代性，既决定于科技创新的时代性，也决定于产业创新的时代性，还决定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匹配程度。科技创新的时代性影响着它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时代性。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首先要形成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技术进步的路径，其次要建立起技术与产业相联通的产业发展的路径，最后要畅通从产业到市场的价值实现路径。从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历史演进来看，科学与技术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技术的产业成长率越来越高，产业在市场中的成熟度越来越高。按此趋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可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其向产业的转化，并推动产业创新全面的爆发。产业创新的时代性影响着它对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产业创新引导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是，产业需求倒推技术研发、产业场景验证技术价值、产业收益反哺技术迭代，其实质是使产业端成为科技创新的“出题人”和“出卷人”，推动科技创新从实验室导向转变为产业导向，以提升科技创新产业化的效率。产业创新过程中暴露的技术短板、升级诉求，成为科技创新的需求导向，引导着科技创新方向和内容的调整。产业场景会验证科技创新的有效性，并提出优化技术的方案，最终达成一个“场景开放—技术适配—反馈迭代”的闭环，引导科技创新走向实用化。产业创新带来经济收益，通过合理分配机制来反哺科技创新会产生激励，形成“技术创新—产业增值—再研发投入”的正向循环。从产业创新引导科技创新的历史演进来看，产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效应越来越突出，产业场景提供给科技创新的机会越来越多，产业收益对科技创新的吸引力越来越强。聚焦现在正快速成长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二者相互融合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且不断拓展其边界。

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线，形成如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制造等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具有颠覆性，正在塑造一个全新的产业体系。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形成并发展，一系列未来产业正孕育成长，一个新时代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构建。同时，传统产业也不会被新兴产业完全替代，而是要转型升级，因此对科技创新提出新要求，即发展可以升级传统产业的实用性技术，如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技术，推动像钢铁、制造等传统产业提高生产效率。如此形成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另一个是科技创新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这样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与之前的二者融合都具有鲜明的发展特性，即科技创新不仅催生新产业，而且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而且后一项功能要面对的沉没成本很高。过去发生的科技革命也会引起产业的变革，在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融合的过程中，也要面对传统企业需要改造的问题，但是其中蕴含的沉没成本比较低。如第一个工业革命，诞生了许多新产业，也开启了对农业改造的进程。资本进入农业，带来新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也运用了一些新技术，而这样的改造引起的一个最大变化是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对农业生产来说是一次效率的提升，且转移的农业人口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因此，这次工业革命引起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不仅催生了新产业，而且提升了旧产业。第二、三次科技革命基本上延续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逻辑，只是在替代传统产业方面有一定的沉没成本产生，但这些成本比较好地被科技革命带来的增益所覆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表现出来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不仅有许多颠覆性的新产业诞生，而且在与传统产业融合时需要的升级成本和沉没成本都比较高，成为其一个重要特征。

（二）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面临的几个关键瓶颈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包含两条主线：一是科技创新通过成果转化创造新兴产业；二是科技创新运用于新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两条主线能够取得成效，需要着重破解如下三个关键瓶颈，即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两个环节瓶颈；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企业瓶颈。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经历两个重要环节，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转化，再从技术成果到产业转化。这两种转化得以贯通，必须突破几个重要节点。第一个节点便是使科学研究变成某种新的技术。科学研究是发现自然规律、揭示客观原理，而技术是基于科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工艺或装置。从科学到技术转换的核心是将抽象的科学知识具象为可操作、可应用的技术方案。在科技的发展史上，这种从科学到技术的转换发生过无数次，也取得了科技进步。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科学的革命性进步，对自然规律和原理的揭示取得重大突破，为技术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变得频繁且速率加快。不过，这一转化也必须突破一些瓶颈，如试错成本、技术化障碍等。科学研究是一个试错过程，而将科学方向转换为技术同样需要更多的试错。要完成这个试错过程，必须付出极大的试错成本。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技术的过程中，需要不同主体来推动实现，一旦发生错位并难以协调，便会增加科学成果转化的难度。第二个节点是技术成果向产业的转化。技术成果向产业转化要经历从实验室成果到中试验证，再到产业化落地，最终实现市场推广。任何一个环节不畅通，都会使前面的投入变成沉没成本，这也意味着从技术成果向产业转化会遇到一些瓶颈，其中主要的瓶颈是，技术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不高；技术成果的开发者与产业实现的应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技术成果的实验室成本与产业化的市场成本存在较大差距；制度或政策激励不足以调动科研人员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的积极性。这些瓶颈直接影响着技术成果产业化的成败，即阻塞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融合的“最后一公里”。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在两个方向上取得突破，即科技创新催生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催生新兴产业实际上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也即前面分析的问题。而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重要方向，面临着较大的瓶颈，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的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表征更加突出。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全球第一，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是目前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这一庞大的制造业体系中，虽然高端制造的比重在不断提升，但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2025年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达15.7%。这表明，我国制造业结构面临着很大的转型升级压力，并且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处于非常特殊的境地，即巨大的沉没成本压力。新一轮科技革命一定会持续催生许多新产业，在科技的催动下，其对传统产业是替代还是升级，也成为产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大问题。传统产业的规模越大，给转型带来的压力越大。可以做一下类比，一种新的建筑技术被用来建造一座新房子和改造一所旧房子，改造成本要远远大于建造成本，改造的效果又远远小于建造的效果；一种创新且成熟的技术被用来发展一种新产业和升级一种旧产业，升级的成本也要大于发展的成本，升级的效果还要小于发展的效果。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必然要妥善处理发展新产业和升级旧产业的关系，而这背后所隐含的巨大沉没成本，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面对的一大瓶颈。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重要的中介是企业，即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新产业或用来改造传统产业都必须通过企业这个中介。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整个链条中，企业是最重要的主体或中介，它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新产业需要企业来完成，用科技创新成果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也需要企业来实现。企业拥有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对自身需要很高要求，不仅要承担转化的成本，而且要有长远的眼光和耐力。据统计，早在2024年我国登记在册的企业数量就超过6100万户，实有民营经济主体超1.8亿户。这是我国在快速增长时期取得的一项成就，也是支撑我国经济的最重要基石。如此多的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显示出更大优势。同时，庞大的企业数必然会形成激烈的竞争局面，促使企业群体陷入一种所谓的“内卷”之中。对比来看，相对的短期选择成为企业生存需求引致的决策动因，如企业普遍存在的“重应用、轻基础”倾向，聚焦短期商业化目标；对周期长、风险高的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态度，限制了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方面的积极性。资料显示，2023年，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自身研发经费投入的占比仅为0.7%，即使纳入应用研究投入，合计占比也仅为3.5%，而发达国家企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占自身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普遍在50%左右。除此之外，庞大的企业数量带来的“内卷式”竞争，实际上是成本战和价格战，即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企业会极力压低成本、降低价格。价格战挤占企业利润空间，限制了企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和新产品的开发，也限制了企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积极性。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存在着主体数量与资源占比的不匹配，如民营企业占全部企业的92.3%，融资成本却显著高于国有企业，2022年民营企业信用利差高达266个基点，高出国有企业150个基点，2024年民营企业债券净融资仅占总体的12%左右。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庞大数量民营企业应发挥的作用。从规模结构看，大中小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创新与产业配套机制，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未充分发挥，中小企业难以融入高端供应链。企业群体的这些特点，决定其发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动力作用不足，因此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过程中需面对的又一大瓶颈。

二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突破路径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展开的是一个链条，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化和产业体系构建。当然，这个链条也会形成逆向反馈，体现为各个环节相互作用的状态。既然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体现为一个链条，那么总会形成一些节点性瓶颈，需要找到有效的路径予以突破。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以下三条路径来突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过程中存在的瓶颈，即取得原始创新突破和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降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沉没成本和加快传统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一）取得原始创新突破和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的起点是原始创新的突破以及由此决定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现代技术与原始创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许多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是建立在原始创新成果基础上的，如信息与半导体技术的晶体管与集成电路就是1956年和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研究成果的转化，蓝光LED是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研究成果的转化；在生物医药与医疗技术领域，青霉素与抗生素是194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研究成果的转化，青蒿素是201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研究成果的转化。这个清单可以列得更长，充分反映了原始创新具有强大的颠覆性技术生长能力。近现代发展历程中，我国的科技创新之路存在的一个短板是，原始创新比较少。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很多，如文化与制度、投入结构、人才生态、评价机制等因素或其综合效应。当前，我们须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以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紧迫感去探索原始创新的突破路径。原始创新并不是靠哪个单一因素实现的，而是需要借助一个创新的系统和生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原始创新的条件，但把哪些因素作为突破口来构建原始创新的良好生态，是我们当前需要认真考虑并付诸实施的问题。原始创新本质是基础研究的突破，然而基础研究成本大、周期长，因此从事基础研究必须摒弃功利性动机，且需要极具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准的专门性人才持续努力才能有所成效。如何将其导向无功利性的基础研究，必须建立一种可以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机制。为了实现原始创新的突破，关键是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一个良好的培养从事基础研究的学术环境，而且改革不只涉及直接培养研究型人才的高等教育，还要注重小学、初高中教育的改革，把科学素养的培育和科学研究的基因深置教育全过程。在教育改革有效推进，成效持续提升的基础上，且在我国资金、基础设施越来越充裕和改善的前提下，一个良好的原始创新形态就可能形成，使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中成长出一个庞大的从事基础研究和推动原始创新的群体。

现代技术进步越来越系于核心技术的创新。核心技术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历史时代的核心技术有着不同的属性，也具有不同的辐射效能。在比较早的历史时代，核心技术的运用范围是有限的，如农业时代犁的发明属于那个时代的核心技术，但其作用只限于犁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纺纱机的发明也属于核心技术，但也只运用于纺纱工作之中；而现代的核心技术则有着更大的普适效应，电的发明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最为核心的技术创新，而它可以辐射到几乎所有生产和服务活动中，具有强大的促进产业创新的能力。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通用人工智能的突破将会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推动更广范围的产业创新。现代的核心技术创新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要求我们必须在核心技术创新上有更大作为，取得更重要成果。我国的技术进步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快车道，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技术进步的方式，实现了许多技术的赶超性发展，但是，在诸多领域核心技术方面的被人“卡脖子”现象成为我国目前技术进步的重要短板，需要我们在推动科技创新的新趋势下取得突破。取得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有基础研究的支持，还需要体制机制上改革和创新。核心技术突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政府、市场、产学研协同发力，需以战略为导向、基础为根本、企业为主体、人才为核心、生态为保障，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释放活力。基于我国的制度优势，应该以新型举国体制为牵引，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形成一个既有灵活性，又有稳定性的技术创新体制机制。

（二）降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本和聚焦两类成本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实质就是用新科技去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或实现传统产业创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是通过技术、模式、业态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过程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成本，包括沉没成本和改造成本。沉没成本是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时需要付出的历史成本。如传统的燃油汽车改造为新能源汽车，需要改造生产线，发动机改为电机，等于放弃了燃油车生产的许多部件，从而形成沉没成本，升级改造的越大，沉没成本也越大。改造成本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本身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直接显性成本、间接隐性成本和风险机会成本。其中，直接显性成本是转型升级过程中直接投入的成本，也是可量化的，如技术升级成本，包括设备更新、技术引进与研发；数字化转型成本，包括软硬件采购、数字治理与安全、系统集成；人力转型成本，包括技能培训、人才引进。间接隐性成本是转型升级过程中付出的难以直接量化的成本，如组织重构成本、供应链适配成本、生产中断成本。风险机会成本是转型升级过程中因转型放弃的其他选择或承担风险的潜在成本，如市场风险成本、资金机会成本、政策与行业风险成本。这些成本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沉重负担，必须找到有效控制该成本的方法。

要在降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本上取得突破，首先要关注降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沉没成本，从源头减少不可逆投入，在过程中控制风险敞口、事后对冲损失，将不可回收的沉没成本转化为可调整的可控成本。具体做法包括源头把控，建立转型项目的事前沉没成本评估体系，优先选择轻资产转型路径。在过程控制中降低试错成本，对转型项目先开展小范围试点，用最低成本验证技术可行性和市场接受度，当试点成功后再扩大投入。要为每个转型阶段设定明确的止损指标，一旦触发止损点，立即终止项目或调整方向，避免持续投入扩大沉没成本。在转型方案中预留调整空间，当市场或技术发生变化时，可低成本切换方向，避免前期投入的沉没风险。选择兼容度高、通用性强的技术和设备，即使转型方向调整，设备和系统仍可转售或复用，减少专用性资产的沉没风险。其次要聚焦降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本身需要付出的成本，也即转型升级本身要付出的直接显性成本、间接隐性成本和风险机会成本。降低这三类成本，需要贯彻的核心原则是精准控显性、系统降隐性、科学防风险。降低直接显性成本，是转型初期最直观的投入，对此要采取轻资产+模块化+协同分摊的策略，具体措施可选择租赁、共享等方法来减少直接付出。降低间接隐性成本需要高度关注，因为隐性成本容易被忽视但长期影响大，需要采取精益化、数字化、内生化和合规前置等手段来减少隐性成本的长期化和放大化。降低风险机会成本要更加精心规划，因为风险机会成本是转型中最为隐蔽的损失，需要提前预判，适时对冲，弹性应对，及时止损，如建立需求预测大模型、设定转型止损线、保留核心业务的稳定运营等。要把这三类成本管控好，最重要的是建立长效机制，即建立管控与创新激励体系，实现转型后持续降本增效。

（三）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和强化深度融合的企业主体地位

企业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重要的力量。将互联网技术与平台经济相融合的最重要的推动者是企业，如阿里巴巴、滴滴、美团、特斯拉、亚马逊等企业。产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企业具有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最强动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最终会遇到边际利润递减的困境，寻求突破便是企业走出困境的主要选择，而突破的关键路径之一便是科技创新。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是推动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力量。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又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主要出路。这种在理论上推演的逻辑，在现实中得到无数企业发展的事实支撑。以上所提及的几家企业便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代表。自工业革命以来，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融合的企业比比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博尔顿.瓦特公司，将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实现了商业化量产，罗伯特·史蒂芬逊公司将研制出的“火箭号”蒸汽机车融于铁路建设，建成世界首条商用铁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内燃机技术被西门子公司、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福特公司、卡尔·本茨公司运用到发电厂、照明、家电、汽车等产业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如电子计算机、半导体、互联网等技术被英特尔、通用电气、微软等公司用来与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取得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升级版融合。目前正在发生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同样催生了许多优秀企业，将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运用于产业创新上，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企业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融合的进程中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要求创新资源更多地向企业集聚，更好地发挥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作用。

创新资源如何更多地向企业集聚，既取决于企业的作为，也决定于企业的地位。这需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创新。目前，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占有大量科技资源，但它们的科研成果转化率有待提高。产业创新更多地需要企业来完成，但没有科技创新支撑的产业创新是比较困难或低层次的，结果很容易使产业创新导向产业“内卷”。如何改变这种科研成果转化率有待提高的格局，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介发挥一种超常的黏合作用，将科技创新成果顺利地产业化、商业化。这个中介就是企业，也只有企业能够很好地承担起这一任务。为什么企业本该发挥的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作用没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关键是没有把企业置于应有的地位，也没有形成一套可以激发企业承担这一任务的外在机制。必须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型中小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强化企业科技投入主体作用。企业具有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内在动机，但巨大的科研投入又是其无法承担的，必须有一种外在的支持机制助推企业科研能力提升和降低企业从事科研及其成果转化的风险。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企业可以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重要中介并可以最有效地发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作用。

三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保障条件

突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瓶颈，开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路径，必须获得一些保障，以达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目标。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达成这一目标必须根据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新特征，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保障条件。

（一）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制度保障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链条中要经历科研成果的技术化、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两个关键性环节。实现这两个环节的转化都会遇到一些瓶颈，限制转化的顺利实现，必须有相应的机制来保障其突破这些瓶颈。因为所有的转化最终都是由人或企业来实现，因此以调动人或企业的积极性、激发人或企业的内在动力为目的的机制构建就显得非常重要。

调动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和应用主动性，并不只是源于人自身，而需要某种机制来保障。我国有庞大的科研群体，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但却长期缺少“从0到1的创新”，究其根本，激励机制偏差是重要原因。如在高等院校中从事科研的教师，尽管也有激励机制，但相对于与企业需求对接，并根据企业需求去开展科学研究，其目标更倾向于评职称和完成单位考核。这种“激励偏差”可能造成科研创新与实际结合的程度有待提高，抑制技术转化效率。因此，建立一种可以保障科研人员主动对接技术需求的机制十分迫切。允许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是保障科研人员从事技术转化积极性的重要机制条件。

调动企业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积极性，也不只是企业自身的事，而需要一些机制的保障。我国拥有庞大的企业群体，数量居全球首位。为什么拥有如此多的企业，却还存在被人“卡脖子”的问题，同样有激励机制偏差的痼疾。我国企业众多，却深陷“内卷式”竞争之中。许多企业把打价格战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较少企业去进行产品的技术创新，从而抑制产业创新的步伐。解决这一问题，在激励机制纠偏方面，要给予创新型企业更多支持，使其获得更多创新红利，并引发良好的社会效应。这种激励机制可以建立在一系列的引导机制上，如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构建与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更相适应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体系，加强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二）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政策保障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及其融合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及其融合不仅要求各个创新主体具有承担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而且也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来帮助创新主体降低所要承担的风险，其中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政策。政策作为国家或组织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管控各类风险的核心工具，其对降低风险的作用贯穿于风险预防、风险管控、风险化解流程，既通过制度设计从源头减少风险发生的概率，也通过资源调配和规制约束降低风险冲击的强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都要对传统予以突破，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为了使各种创新主体有更大积极性去面对和处理这些风险，必须发挥政策应对风险的作用，将风险控制在创新主体能够承担的范围内。采取怎样的政策更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需要把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特点。科技创新聚焦“从0到1”的知识突破和技术发明，产业创新关注“从1到N”的技术落地和价值转化。前者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的创新，后者具有时效性和竞争性强的特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虽有不同，但密切相关。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决定了产业创新的高度和潜力；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落脚点，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和发展方向。基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特征及其融合的取向，选择适合的政策支持，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重要保障。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政策是一个体系，其中的关键在于财政、金融、产业和规制政策。这些政策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关系密切，也具有最大的保障性。财政政策要聚焦财政补贴税收支持。财政补贴要定向化，如对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升级的关键设备采购给予比例补贴，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实施加计扣除。税收支持要实施减税和优惠政策，如对转型企业、绿色能源使用、新技术转让等采取减免税收和税收优惠。金融政策要聚焦降低创新主体或项目的融资成本和风险，采用专项信贷、风险分担、资本市场支持等手段来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产业政策要聚焦为创新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公共服务，如搭建公共服务平台，降低创新成本，如公共技术平台，由政府牵头建设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中心、中试基地，为企业创新提供服务平台支持；数字化共享平台，由政府承担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责任，搭建区域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云计算中心，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技术服务；人才共享平台，由政府建立行业技能培训基地、共享人才库，为企业低成本使用技术人才提供服务。规制政策要把握适度，既要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顺利发展，又要保证创新的秩序化和有效性。创新的风险性需要规制，但又不能过度规制，要根据不同的创新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如在科技创新领域，其探索未知的特性决定了对其要放松规制，除了一些触及人类基本伦理的创新项目需要一定规制外，大多数的科技创新是不需要规制，甚至要采取更多鼓励的措施。在产业创新领域，因为有产业政策和其他的政策安排，需要一定的规制来使产业创新发展更加符合国家的战略安排，可以采取适度规制手段。建立一个用以保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及其融合的政策体系，对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并逐步完善。

（三）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技术保障体系建设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融合的时代性决定了决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必须“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新一轮科技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升级版，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决定了科技创新越来越区域开放，大批开源大模型的发布表明开放式创新成为一个主流。这种趋势为我们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需要我们利用好这一趋势，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对策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内含的创新趋势。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是集聚全球资源创新要素、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核心举措，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核心是通过要素开放集聚全球资源，通过主体协同激发创新活力，通过制度保障降低创新成本，通过文化支撑厚植创新本土资源，也即从创新要素流动、主体协同、制度保障、文化支撑等维度整体布局，实现从创新跟随到创新引领的跨越。实施这样的系统工程必须有相应的策略举措，在推动创新要素全球化流动方面，要打破地域、制度壁垒，构建全球创新要素集聚平台，包括人才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在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创新方面，要推动政企协同、产学研协同、国际科研主体协同；在完善适配的制度与政策保障方面，要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创新准入与监管便利化、公平竞争的市场化；在培育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氛围方面，要弘扬开放合作的创新文化、营造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引进国际顶尖教育资源。在进行四个维度的全球竞争力开放创新生态培育的同时，要加大国内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步伐，首先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如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形成科技创新国际化的整体格局，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突破提供最为坚实的科技支撑。

结

论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趋势必须做出的选择。没有科技创新的产业创新是无源之水，没有产业落地的科技创新则难以为继。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科技大国，并具备了推动科技创新的良好条件，包括资金、市场、人才这三个科技创新的基本条件都是我国的优势，因此，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行列中我国处于第一方队的领先位置。同时，我国又是世界制造业大国，虽然在产业变革形势下要面对传统产业的转型问题，但制造业的坚实根基又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处于如此有利的地位，我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有时代的机遇，又有现实的条件。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必须要认清二者融合面临的瓶颈，也需探索突破瓶颈的路径，并要提供一些保障的条件。就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面临的瓶颈来说，首先是二者融合的两个重要环节产生的瓶颈，即科学研究成果的技术化瓶颈，主要一些科研成果的应用导向不强和转化通道不畅；技术成果的产业化瓶颈，主要是技术成果与产业成果的匹配度不高、转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实现转化的成本约束和制度或政府不配套。其次是二者融合中包含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将要面对的巨大沉没成本问题。最后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中介因素——企业的短板，主要是严重的“内卷式”竞争问题。从突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瓶颈的路径来看，必须聚焦取得原始创新突破和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必须有效降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处理的高额沉没成本，必须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地位。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保障来看，首先是体制机制的制度保障，其次是降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本的政策保障，最后是建设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技术保障，抢占世界科技创新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