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洲 黄娅娜

发表于

《中国工业经济》2026年07期

摘  要

中国工业化历经百余年探索与演进，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经典模式、植根于中国国情的独特道路，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史上惠及人口最多、迅速跨越多个阶段的发展奇迹。本文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剖析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典型事实，并重新审视西方工业化理论的局限性。研究发现，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根植超大人口规模的基本禀赋，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多种所有制经济互补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共同驱动下，构筑了完整产业体系的核心优势，并通过技术范式的叠加演进压缩了工业化的时间。中国工业化实践为构建更具解释力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提供了新的思路，实现了对西方工业化理论的四大超越：在发展主体上，从原子化企业转向多元协同的复合动力网络；在核心动力上，从市场自发驱动升级为制度与战略协同驱动；在演进路径上，从线性递进转型为多重复合迭代与时空压缩；在全球角色上，实现由被动融入向主动互嵌、格局塑造转变。本文认为，当前正在推进的新型工业化通过新范式与制度、市场、产业、人才等综合优势的系统性协同，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内生动力基础、赋予了强大发展韧性与动态调整能力，有效保障了中国工业化进程行稳致远，而其在全球坐标中的精准定位则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区别于“西方化”的替代性路径，为全球工业化的多元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

中国特色；工业化；理论超越；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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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工业化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以机器大生产为物质基础，开创了崭新的世界历史。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发轫，中国历经160余年的艰难探索与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后成功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型。如今，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1/3，总量超过美、日、德、韩四国之和。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为全球市场提供的工业产品规模之大、品种之全、性价比之高，在世界工业史上前所未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巩固工业大国地位的基础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新成就，正阔步迈向工业强国的新征程。

中国工业化是世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遵循一般性规律，更因其独特的历史起点与发展路径而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中国工业化起步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上，在缺乏资本、技术积累且“一穷二白”的极端困境中，依托社会主义制度，启动了大规模工业建设。凭借独特的工业化路径，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发展速度。2000—2010年，中国工业年均增速超11%，GDP全球占比提升约6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超2.5倍。这一增速分别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1760—1860年）的近6倍、美国工业化赶超阶段（1870—1913年）的4倍多，以及日本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的近1.5倍，创造了大国工业文明的发展速度新纪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依托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工业化，成功克服外部封锁、技术禁运以及世界周期性危机等多重挑战，走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发展之路，这是世界工业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实践。与西方早期工业化以资本增殖为根本驱动、以对外掠夺为手段不同，中国工业化自始至终坚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根本价值坐标。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不仅证明了在非西方制度框架下实现高水平工业化的可行性，更是对基于西方情境构建的传统工业化理论的重大突破与有力修正。这一伟大实践彻底打破了“工业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单一叙事逻辑，构建了基于本国国情、历史文化与政治体制的自主知识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工业文明的多样性，书写了人类工业化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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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回顾与世界贡献

中国工业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跃进，而是一部不断探索、积累、创新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特定的国内外环境、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任务，中国逐步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演进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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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的中国工业化进程

近代中国曾多次进行工业化尝试，但均未能改变农业国家的基本面貌。18世纪英国率先爆发工业革命，人类文明由此迈进工业社会阶段，而当时的中国长期局限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一批现代工厂相继兴办，方始踏上近代工业化探索之路，这较英国工业革命起步晚了近百年。不仅如此，从19世纪中叶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社会制度几经变革，工业化在动荡中缓慢前行，列强渗透使其带有半殖民地特征，战事则对工业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以钢铁工业为例，1943—1949年，全国钢铁产量锐减90%。这一时期，工业对经济贡献有限，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足15%，且以轻工业为主，在国际上更是微不足道。1949年，中国粗钢产量仅15.8万吨，占全球粗钢总产量（1.7亿吨）的份额十分有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式开启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工作重点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体系，遏制通货膨胀，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五”期间建成了一批重要的工业企业，极大地提升了工业生产能力。“二五”期间继续以重工业为中心进行工业建设，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的目标。“三五”到“五五”时期开展的“三线建设”，加快了国防工业与基础工业发展，并拓展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布局。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增加值从约120亿元提高到约1600亿元，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则从不到20%逐步提高到近45%。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工业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工业化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工业品不再完全依赖进口。但是，计划经济和封闭发展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企业活力不足，工业品产量不够，不仅难以满足国内需要，出口规模更是微乎其微，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明显带有工业化初期阶段特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从原先的重工业优先转向了轻工业和重工业均衡发展，有效解决了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问题。同时，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为工业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约1600亿元增长到2000年约4万亿元。这一时期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2倍，更是洋务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数十倍。此外，中国大量吸引外资，引进成熟技术与管理经验，加速了工业技术革新和管理现代化。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40%，工业制成品出口2247亿美元，占全球出口市场的5%，中国开始成为全球工业分工与产品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国内工业品短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工业现代化与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国工业化迈入制造大国崛起阶段。通过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充分利用全球要素资源和市场资源，加速国内产业升级，产业结构显著优化，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现代化水平。这一时期，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研发体系逐步完善，大量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有力增强了工业的核心竞争力。2009年，中国工业产品出口额超过德国，跃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同期，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行节能减排、加强环境保护、完善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战略措施，推动中国工业化开始摆脱传统路径，工业发展质量明显提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不仅有效稳定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也充分展现了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与内生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中国工业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随着工业化阶段跃迁和世界经济环境变化，自2013年起，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压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化迈入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这期间，中国工业加快了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增强了自主创新能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加速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中国不仅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参与者，更通过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成为全球工业数字化转型的领军者。中国还郑重作出“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加快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构建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领先的绿色产业体系，为全球低碳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工业产品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依托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推动构建全面开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并将其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任务。围绕新型工业化目标，产业政策体现了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性，展现了各级政府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创新和调整政策的自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伟大实践中，工业化作为经济主引擎，持续推动减贫事业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新型工业化更加注重统筹效率与公平，着力解决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生产率提高等发展不平衡问题，使工业化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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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工业化进程不仅深刻重塑了国内经济版图，更对全球工业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一场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重构，引发了全球工业生态、国际分工、利益分配及技术扩散模式的深刻变革，并对经典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构成了重要挑战，有力推动了相关理论的创新与演进。具体而言，中国对世界工业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核心维度。

（1）提供技术迭代的“超级场景”，加速全球技术进步范式转换。工业化由技术进步驱动，而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工业生产规模与完备的供应链网络，为全球技术进步提供了独特的“中国加速度”。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门类齐全的生产体系，中国为新技术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规模化应用场景。这种规模优势不仅通过“学习曲线”效应迅速降低了技术应用成本，更借助海量用户侧数据，以复杂、特定的市场需求倒逼技术改良与快速迭代。与此同时，中国已从单纯的技术吸收与改进者，逐步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工业创新中心。通过技术溢出、人才流动、产品出口及对外投资，中国将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质量管理体系及适应性技术扩散至全球。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中国正从“技术接受者”向“技术策源地”转变，其在关键领域基于复杂场景的快速迭代与成本极致优化路径，极大地丰富了全球技术创新图景。

（2）构建低成本稳定的“供给系统”，显著降低全球工业化门槛。中国通过构建高效、完整且低成本的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网络，有效平抑了全球资本品与中间品价格，显著降低了后发国家启动和推进工业化的门槛。在传统西方主导的工业化模式下，产品价格高昂与供应体系脆弱曾是后发国家工业化的主要障碍。中国建成了众多世界级工业集群，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到终端产品组装的短距离布局与高协同生产，形成了能够稳定国际市场供给的“中国系统”。据世界银行与世界钢铁协会统计，在中国工业深度参与全球分工的背景下，2000—2020年间，全球钢材与水泥的实际价格累计下降了60%—70%。此外，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重大危机，中国工业体系凭借高度稳定性与韧性，以可靠的交付能力，保障了全球物资生产的连续性，发挥了“类公共品”的保障功能。对发达国家而言，这一稳定、可预期的制造体系有效降低了其全球化经营的系统性风险，使其能更专注于核心技术研发，从而提升了全球工业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

（3）开创公平包容的“替代路径”，重塑全球工业化利益分配格局。中国开辟了一条区别于西方经典模式的替代性工业化路径，通过贸易、投资与发展合作，为后发国家创造了更多工业化机会，积极倡导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中国方案”。传统工业化路径往往导致“中心—外围”结构固化、资源诅咒及环境代价高昂等问题，致使全球工业化成果分配严重不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贸易层面持续吸纳全球初级产品，显著改善了资源输出国的贸易条件，有助于其积累工业化初始资本。在投资层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聚焦于东道国急需但私人资本因高风险、长周期而回避的基础设施与基础工业领域，助力其构建本土化生产能力。这种模式摒弃了历史上西方国家以资源攫取和市场控制为导向的逻辑，转而致力于改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产业配套环境，为全球工业文明的多元发展与利益共享开辟了新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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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典型事实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形成与演进，是20世纪以来全球最为重大的经济转型事件之一，为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独特的实践参照。这些源自中国的独特实践经验，为升华成可资借鉴的一般性知识进而构建一般性分析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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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是中国工业化的核心禀赋与竞争优势

中国工业化的根本性前提，是依托于一个拥有超大规模人口、幅员辽阔且内部发展梯度显著的超大规模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并非简单的规模叠加，而是系统性塑造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独特逻辑，构筑起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优势。这种优势集中体现在市场深度与广度、产业体系完备性以及内部发展梯度带来的战略纵深与回旋空间三个方面。

（1）中国拥有超大单一市场规模，是众多中间品和资本品的最大消费市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0年的0.83万亿元增至2025年的50.12万亿元，35年间增长超60倍。这一持续扩容的内需市场，不仅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了强劲动力，也为全球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更为重要的是，超大规模市场为企业借助国内“干中学”效应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有效组织和高效运营下，企业能快速积累经验、迭代技术，跨越盈亏平衡点，孵化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行业巨头。这种需求驱动的规模效应降低了企业的市场开拓风险，为其专注于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提供了稳固的市场基础。

（2）经过数十年发展，中国已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完整性带来了极高的产业链协同效率，区域内企业能够以极低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快速获取从原材料、零部件到专业服务的所有生产要素。这种“一站式”的配套能力，不仅大幅缩短了产品研发和生产周期，也使整个制造系统具备了极强的抗风险韧性。同时，复杂的供应链网络一旦形成，其内部的知识溢出和协同效应还能产生强大黏性（Baldwin, 2016），使产业外迁的成本变得极高，从而巩固“世界工厂”地位。

（3）中国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之间形成了显著的产业发展梯度。当东部沿海地区因要素成本上升而面临发展压力时，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有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不必迁往海外，有效延长了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使得中国既能保留完整产业链，又能为欠发达地区注入工业化动力，缓解产业快速变迁可能带来的失业与区域失衡的阵痛。这种由超大规模国土空间所赋予的“腾挪空间”，为中国工业化的持续演进提供了宝贵的缓冲与纵深，是区别于小型开放经济体最显著的优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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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组合的复合动力机制是工业化持续高速推进的制度支撑

中国工业化之所以能实现长达数十年的高速推进，关键在于构建了一个超越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政府“守夜人”范式的复杂动力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政府并非被动的旁观者，而是作为一个目标坚定、组织严密、具备高度战略能动性的“有为政府”，深度嵌入并主导了工业化进程。

（1）中国政府具有跨周期的战略定力和矢志不渝的工业化意志。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也无论国内发展阶段如何更迭，推动工业化始终是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核心目标。这种目标导向的坚定性，使得国家能够不遗余力地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坚持不懈地攻克工业化进程中的各种难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起步，到改革开放后的加速追赶，再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历届政府均将工业化视为国家富强之基，通过长期的战略规划，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避免了西方选举政治下常见的政策短期化与碎片化弊端，为工业化的长期稳定推进提供了最宝贵的制度确定性。

（2）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将战略意志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支撑。依托独特的制度优势，中国政府展现了惊人的资源动员与统筹组织能力，特别是在高投资率和超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表现突出。政府通过强大的组织网络，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关键领域实施了大规模的超前投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满足当下经济活动的需求，更能主动塑造未来的生产消费格局：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与交易成本，为工业化快速推进铺平道路；另一方面，直接拉动上游重化工业发展，形成了“投资—工业化”的良性循环。这种举国体制下的组织效能，确保国家战略意图能够迅速落地，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业基础。

（3）产业政策的持续迭代与精准引导构成了一个动态优化的治理闭环。中国政府的组织能力还体现在其对产业演进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灵活应对上。从早期的轻纺工业起步，到实现重化工业赶超，再到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前瞻部署未来产业，中国政府通过五年规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多元化工具，实现了资源的精准配置。中国产业政策的生命力还在于其显著的“迭代性”：决策层并未固守单一蓝图，而是基于工业发展阶段、核心瓶颈及全球科技趋势，不断动态调整政策目标与工具（江飞涛和李晓萍，2018）。这种与时俱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有效克服了后发国家常见的市场失灵，更帮助中国精准抓住了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为工业化的持续跃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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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所有制经济互补共进与产业链协同治理是中国工业化高效组织的结构特征

中国工业化道路之所以拥有高效组织与产业协同能力，根本上源于其独特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制度的核心并非简单的“市场+计划”混合，而是创造了一个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深度互动、协同演进的“混合生态系统”，从而奠定了高效推进工业化的微观基础。

（1）所有制结构的混合性与互补性构成了这一系统的基石。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功能互补、国民共进的关系。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保持着主导地位和控制力，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坚实“压舱石”。民营经济则在就业创造、技术创新、出口贸易和竞争性行业中贡献了主要份额，以其灵活性和市场敏锐度成为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引擎。同时，内资与外资也形成了互补又竞争的共生关系，外资带来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内资依托本土市场和配套能力加速吸收转化，两者共同推动工业化跃升。这种分工明确、相互支撑的所有制结构，使中国工业化能够兼顾做大与做强、效率与公平。

（2）国有企业在这一体系中承担着超越盈利的特殊功能。国有企业不仅是市场竞争主体，更是国家战略与人民利益的执行者，本质上是承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重责任的“多任务”组织。在战略层面，国有企业承担着科技攻关国家战略的执行任务，在北斗导航、大飞机等重大工程中发挥着“国家队”的引领作用，是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忠实履行者。在社会层面，国有企业肩负着为偏远地区提供普遍服务、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这种“多任务”属性，使国有企业成为连接国家战略与市场机制的关键节点（肖红军，2018）。

（3）产业组织中的“链长制”与生态协作模式，体现了公私部门在微观层面的深度融合。高铁、新能源汽车、光伏等复杂产业链，往往由国有龙头企业或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担任“链长”。这些“链长”企业并不垄断一切，而是发挥组织协调作用，通过技术输出、标准制定、供应链金融等方式，牵引上下游数以万计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以高铁为例，中车作为“链长”企业，面向全国中小企业开放零部件供应，覆盖牵引变流器、制动系统、车厢内饰等领域。数千家企业围绕中车技术标准同步研发，中车通过技术派驻、平台共享和联合攻关，助其提升工艺水平，并拓展至其他高端装备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2）。正是这种以“链长”为枢纽、以技术标准为纽带、以能力共建为目标的产业生态网络，既避免了完全计划经济下微观主体缺乏活力的弊端，又克服了完全自由市场中因协调失灵导致的无序竞争，由此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产业组织层面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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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深度融入全球分工是工业化实现跨越式追赶的外源动力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大转折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抉择将中国从半封闭状态逐步推向全方位对外开放，通过引入外部资本、技术、市场与制度要素，为工业化注入了强劲的外源动力。对外开放成为激活内生优势的“放大器”，使中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将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与世界产业转移浪潮、科技革命机遇深度对接，从而实现了人类工业史上规模最大、速度空前的追赶型工业化。

（1）开放促使大规模引进资金和技术，并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跃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储蓄不足、外汇短缺和技术落后等多重约束，外资的进入成为跳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关键杠杆。1983—202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9.2亿美元跃升至1162亿美元，累计吸收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外资不仅带来了工业化急需的资本，更通过“一揽子”方式提供了先进设备、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市场渠道，在汽车、电子、化工等支柱产业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平新乔等，2007；江小涓，2008）。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要素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凭借稳定的政治环境、充裕且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成为这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国。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步，到在纺织服装、家电、电子信息等领域形成世界级制造基地，中国工业化走出了一条从价值链低端切入、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典型路径（刘志彪和张杰，2007）。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商品贸易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6.5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3.78万亿美元，2007年以来稳居世界首位。通过将外资引进与全球价值链深度嵌入相结合，中国企业实现了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沿价值链攀升的动态演进。

（2）在开放中主动布局全球资源与市场，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已超越单纯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的初级阶段，转为以制度型开放和全球资源配置为特征的高水平开放。一方面，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合作框架，中国的优势产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在带动相关国家工业化的同时，为国内产业升级释放空间；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设立研发中心、建立营销网络等方式获取高端要素、先进技术和品牌渠道，反哺国内创新体系。这种双向开放格局，使中国工业化得以在更广阔空间实现价值循环，既巩固了国内产业链韧性，也提升了在全球产业链治理中的话语权（裴长洪和刘洪愧，2017）。

（3）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与制度创新，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市场经济体制。开放不仅是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更是一种深刻的学习机制与制度竞争过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载体相继设立，不仅是承接外资和出口加工的前沿阵地，更是探索市场化改革的“试验田”。在这些区域内先行先试负面清单管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等措施，其成功经验被推广至全国，有力推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营商环境优化。这种由外向内的制度变革压力，促使各级政府持续提升治理效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工业化持续深化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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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压缩与范式叠加是中国工业化的非典型演进路径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全球化浪潮与信息技术革命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呈现出一条与西方经典工业化国家截然不同的演进路径，具有鲜明的时空压缩与技术范式叠加特征。这一非典型路径既创造了巨大的赶超机遇，也带来了独特的治理挑战。

（1）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同时加快建设完整工业体系、深度融入互联网与数字经济浪潮，并开启智能化与绿色化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3）。这种“并联式”发展路径使得中国的产业形态异常复杂多元，从全球最先进的“黑灯工厂”和数字孪生车间，到大量仍处于工业2.0、3.0阶段、亟待升级的传统产能，在中国的大地上并存共生，构成了一个层次极其丰富的产业门类光谱。

（2）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全面赋能是这一压缩式演进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与西方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经典路径不同，中国通过“两化融合”“互联网+”“智能制造”等一系列国家战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建设工业基础设施的同时，同步引入信息化要素，以信息化手段提升工业化的效率和质量，走出了一条两化融合的独特道路（李晓华，2022；夏杰长和苏敏，2024）。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应用，使传统制造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生产流程的数字化管理；电商平台的普及，则为大量中小制造企业提供了直达全球消费者的渠道。这种技术范式的叠加，赋予中国工业化显著的后发优势，使其得以跳过某些中间环节，直接采用最前沿的解决方案。

（3）与西方经典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漫长转型路径不同，中国在工业化中期便已直面环保舆论压力与“双碳”目标硬约束。这种内外叠加的生态环境压力并未阻断发展进程，反而倒逼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同步破解环境难题，探索出一条绿色工业化的新路径。2011—2021年间，中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31.4%，这一指标的持续改善，不仅印证了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更标志着中国成功将环保约束转化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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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业化理论的系统审视

西方工业化理论体系，源自对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西方主导的全球工业化进程的总结与抽象，构成了现代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支柱。经过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该体系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阶段与动力机制，为后发国家描绘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标准路径”。然而，这套理论的适用性高度依赖于特定的工业化基础与制度背景，当面对条件迥异的后发国家时，其作为普遍规律的效力便需要被审慎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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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业化理论“标准路径”的核心命题与理论谱系

尽管西方工业化理论内部流派纷呈、演进脉络各异，但若将其置于更宏观的理论谱系中加以审视，仍可辨识出一条关于工业化如何发生、演进并最终完成的共享叙事，即“标准路径”。这一标准路径的核心命题可概括为三个层面：在动力机制上，将资本积累视为工业化的首要引擎，经济增长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Solow, 1956；Lucas, 1988）；在结构转变上，认为工业化必然伴随着资源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的系统性重新配置，产业结构遵循从农业为主、到工业主导、再到服务业上升的线性演进规律（Lewis, 1954；Chenery and Syrquin, 1975）；在阶段序列上，主张所有社会的发展均遵循从传统到现代、从起飞到成熟再到大众消费的单线阶段论（Rostow, 1960）。这些命题虽然在不同理论中各有侧重，但共同构筑了一条以“资本积累—结构转换—阶段演进”为主轴的工业化标准路径。

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Lewis, 1954）和霍利斯·钱纳里等人的发展型式研究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Chenery and Syrquin, 1975），将工业化视为经济体内部资源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系统性重新配置的过程。刘易斯模型聚焦劳动力转移，其核心假设是存在一个边际生产率为零、近乎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蓄水池”。工业化进程中，资本积累部门（即现代工业）以高于农业生产工资的水平，持续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直至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变得稀缺，工资开始显著上升。这一模型将资本积累视为工业化的唯一引擎，舍象了制度、技术变化和需求等因素。钱纳里—塞尔昆多国模型则通过跨国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分析，归纳出工业化进程中一系列可预测的标准结构变化，其核心发现包括：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国民经济中初级产业份额持续下降，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份额先上升后缓慢下降，服务业份额持续上升；与之相伴，投资率、储蓄率、政府收入比重等均呈现规律性变化。“钱纳里范式”为后发国家设定了一系列发展基准，成为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评估各国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西方语境下评判工业化最经典的标尺。

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霍夫曼基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工业化国家数据，提出了衡量工业化阶段的经验法则——霍夫曼定理（Hoffmann, 1958），揭示了工业内部的结构演化规律。该定理以消费品工业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霍夫曼比例）的下降来刻画工业化的深化：在工业化初期，消费品工业占主导；随着工业化推进，资本品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并最终超过消费品工业。这一命题揭示了工业化从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到为自身和整个经济提供生产装备的内在升级逻辑。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提供了一个更具历史叙事性和政治经济学色彩的理论框架（Rostow, 1960）。其将所有社会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线性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时代、追求生活质量。其中，起飞阶段是关键转折点，需要生产性投资率显著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并建立起一个或几个具有强大连锁效应的主导部门，通过回顾、旁侧与前向效应，带动整个经济突破停滞，进入自我持续的增长轨道。罗斯托理论强调了主导部门的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以及社会、政治框架变革的必要性，是西方工业化理论的一次重大进步。

与结构主义关注转移不同，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工业化是其核心表现）归结为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Swan, 1956）。这一视角将分析重点引向储蓄率、人口增长和教育/人力资本等变量（Lucas, 1988；Mankiw et al., 1992）。尽管后期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Romer, 1986），但其分析框架仍建立在市场完全竞争、要素自由流动、企业利润最大化等新古典假设之上，将工业化视为这些微观主体在价格信号引导下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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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业化理论体系的隐含前提、制度假设与文化基因

上述工业化的路径叙事之所以被视为“标准”，是因为其背后隐藏着一系列被默认的、源于西方自身历史经验的前提与假设。这些前提与假设是理论成立的核心，但常在普适性宣传中被淡化。

（1）私有产权、自由市场与最小政府是制度前提。西方工业化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将清晰界定且受法律绝对保护的私有财产权作为理论基石。资本积累被默认为私人企业家在利润驱动下的自发行为和合理结果。市场被预设为接近完全竞争、信息充分、要素自由流动的资源配置最优机制，而政府的角色被严格限定在提供国防、法律秩序和有限公共产品的“守夜人”范畴内。任何超出此范围的政府干预，都被视为对市场效率和增长动力的扭曲。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选择性地忽略了国家特许、关税保护甚至殖民掠夺等非自由市场行为（Chang, 2002），而这些是历史上英国、美国等国家在工业化早期广泛采取的国家战略。

（2）资本中心论与技术自然扩散构成了基本要素条件假设。西方工业化理论普遍将资本匮乏视为发展的主要瓶颈，将提高储蓄率和吸引外资作为工业化的起点。而技术进步则被处理为外生的、可自由获取或通过投资自然蕴含的“黑箱”。这一假设忽略了后发国家在技术引进时面临的专利壁垒、适应性改造等难题，以及发达国家为维持自身优势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技术封锁（Abramovitz, 1986；Lall, 1992）。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的技术是同质的、可分割的，但在现实中，技术往往涉及复杂缜密的产业技术体系、技术标准主导权以及缄默知识，这些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轻易解决（von Hippel, 1994）。

（3）均质市场与抽象代表性主体是空间和规模假设。西方工业化理论模型大多建立在对空间维度抽象化的基础上，即便是钱纳里等学者注意到大国与小国的结构性差异，并提出了区分大国和小国的分析框架，但其主流模型在理论抽象过程中仍倾向于将空间规模和内部差异加以简化，难以充分刻画超大规模经济体内部的市场层次性、区域发展梯度以及统一大市场的独特效应。例如，巨额的研发投入可被巨大市场分摊从而摊薄成本，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则面临由此带来的复杂治理挑战（贾根良，2020）。此外，西方经济学效用函数和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企业通常是同质的代表性企业，无法刻画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特征。

（4）对殖民的认可和遵循线性发展是历史与全球背景假设。西方工业化理论的经验基础主要源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的西方列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殖民扩张、奴隶贸易、资源掠夺、以不平等条约强行打开市场的历史实践密不可分。它们在推动工业化进程时，在全球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能够将外部资源和市场内化为自身资本积累的条件（Pomeranz, 2001）。然而，经典理论在抽象为一般模型时，有意或无意地剥离了这些血腥与不公的历史特殊性，将其包装为一个纯粹依靠内部市场和创新自主演化的故事。同时，线性阶段论内嵌了一种单线的、目的论的现代化史观，将西方工业化道路视为全人类必然且唯一通往现代性的康庄大道（Eisenstadt, 2002），否定了工业化路径的多样性，也否定了文明多元现代性的可能。

3

西方工业化理论的价值与历史限定性

西方工业化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源流，对理解现代经济增长贡献卓著。然而，若将此类基于先发国家历程的归纳性结论，上升为超越历史语境和地域条件的普遍规律，在面对“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后发大国时，其解释力的局限便难以回避。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理论的局限性并非未被学术界察觉。晚近时期，一批新的理论试图回应后发大国工业化对传统理论的挑战。其中，社会能力论（Social Capability Approach）强调，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不仅取决于其与前沿的技术差距，更取决于其制度质量、人力资本积累、基础设施水平等综合社会能力（Abramovitz, 1986）。这一视角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将技术视为公共品的简化假设。发展型国家理论（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则重新审视了国家在工业化中的角色，指出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成功恰恰源于一个“嵌入社会”的强国家通过产业政策、金融抑制和出口导向战略对市场进行的深度塑造（Johnson, 1982；Wade, 1990；Amsden, 1992）。全球价值链理论（Global Value Chain Theory）则从垂直分工视角揭示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已不再是封闭经济中的产业结构演进，而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嵌入、升级与重构过程（Gereffi et al., 2005）。这些理论虽未完全颠覆西方工业化理论的核心范式，但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对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工业化经验的解释力。

然而，即便如此，既有理论在解释中国这一拥有独特文明传统、政治制度和超大规模体量国家的工业化时仍面临深刻挑战。具体而言，既有理论难以阐释以下核心事实：一是在未完全遵循私有化和自由化经典范式的前提下，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资本积累与工业化扩张。二是“有为政府”非但未如理论预言般抑制增长，反而在实践中成为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关键组织者与推动者。三是超大规模体量并未构成发展的障碍，反而通过国内市场的层次与纵深，内生出培育全产业链和具有全球竞争力巨型企业的独特优势。四是在西方主导的技术—产业格局已相对固化的背景下，中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及后续的自主创新路径，在众多关键领域实现技术追赶并在局部形成领先态势。总之，中国工业化进程所呈现的典型事实与模式特征，并非对西方工业化理论的偶然偏离，而是构成了关于产权、政府、市场和技术演进等的一系列经验悖论。

05

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中国工业化实践构成了一次宏大的理论实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检验、冲击并超越了起源于西方经验的传统工业化理论范式（见图1）。

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理论超越与一般性分析框架

1

发展主体重构：从原子化企业到多元协同的复合动力网络

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通常将工业化进程的微观动力寄托于原子化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营企业，而政府则被视为外生的规则制定者和秩序维护者。中国实践则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动力结构，工业化并非由单一主体线性驱动，而是在一个包含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产业界与学术界等多重行动者的复合动力网络中协同推进（Naughton, 2018）。各主体的行为目标存在差异，但通过一套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激励机制被整合到国家工业化总体战略之中，形成既竞争又合作、既分层又协同的演进系统。

中央政府是战略规划制定者，通过五年规划、中长期产业政策、国家科技计划和宏观经济调控，设定工业化进程的长期愿景、优先次序与关键约束。其核心功能是进行跨期、跨部门、跨区域的战略性资源调配和系统性风险管控，解决单一市场主体无法协调的基础科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外部性问题。

地方政府是政策落实主体。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园区建设、土地供给等手段，成为工业化在空间落地和形态塑造上的直接推动者。地方间的竞争虽然激发了政策实验与制度创新活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负面效应。

国有企业是战略工具与稳定基石。在西方工业化理论中，国有企业通常被视为低效的代名词，也被认为是造成市场失灵的根源。然而，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被赋予了多重角色，包括：在具有强网络效应、巨额沉淀成本或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领域提供底层保障，在经济下行期充当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节器，在技术追赶中承担周期长、风险高的战略研发平台功能，等等。因而，其效率评估事实上应纳入战略执行、技术扩散和产业链协同等多元目标。

民营企业是效率源泉与创新毛细血管。民营企业构成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庞大底座，是就业、出口和增量创新的绝对主力，其与国有企业并非简单的替代或竞争关系，更多时候形成了“国家队”突破、“民间队”跟进，大企业搭台、中小企业参与生态构建的分层协作格局。

总体看，这一多元协同网络模式突破了国家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的二元对立，将工业化理解为一个战略性规划与竞争性市场深度互动、相互塑造的过程。其中，政府是内生于发展过程的能动主体，而企业的行为和绩效只有被置于该企业与各级政府、其他企业构成的特定关系网络和制度场域中，才能予以充分理解，这为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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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动力升级：从市场自发驱动到制度与战略协同驱动

新古典经济理论将增长动力归结为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然而，要素投入的水平和效率并非外生给定，其决定因素是经济活动的协调与激励机制。西方工业化主要依赖的是一种以私有产权、价格信号和市场竞争为核心的市场自发协调机制。中国实践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存在另一套同样有效的协调体制——制度与战略协同驱动体制。二者的本质差异不在于是否使用市场机制，而在于前者将国家和战略视为外生的制度背景，增长是微观主体自发博弈的结果；后者则强调国家作为内生参与者，通过主动的制度设计和战略引导，持续调整优化工业化方式、速度与结构。中国工业化的高速推进，正是源于以“有效市场”为基础、以“有为政府”为引导、以稳定社会为保障的制度与战略协同驱动体制。

围绕工业化进程的制度创新和传导机制，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驱动力。中国的制度创新并非泛泛而谈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始终围绕如何加速工业资本形成、降低工业交易成本、拓展工业市场空间这些核心议题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创造了不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的低成本工业化模式；价格双轨制在计划之外开辟了市场定价空间，为非国有工业部门的成长提供了原料与产品通道；分税制改革重塑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政府推动的园区开发和招商引资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首要抓手；加入WTO则使中国工业获得全球市场的制度性